盛宣怀愚斋

  生平简历
　　盛宣怀，字杏荪，一字幼勋，号次沂，又号补楼，别号愚斋，晚年署止叟，江苏武进人，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九月二十四日。他的祖父盛隆，嘉庆十五年(1810)举人，官至浙江海宁知州；父亲盛康，道光二十四年(1844)进士，官至湖北盐法道、武昌道，署浙江按察使。盛氏虽是读书世家，宣怀在科举上却不如意，自二十三岁补县学生员后，十年中三应乡试都告失利，只好绝意于此，专心求事功上的发展。
　　同治九年(1870)，李鸿章在陕西剿回 ，盛宣怀经人荐入幕中 ，担任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，以后便因受知李鸿章而起家 。从同治十二年(1873)起 ，接连总管所谓轮电路矿四政的招商局、电报局 、铁路总公司、汉冶萍公司 ，再加上织造、商务、外交、教育等事业，盛宣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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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的实在不只一人一地的经济命脉而已，他的理财正有如翁同稣所说的“今之卜式桑羊也”①。而盛宣怀青云直上，由淮军幕客入官，而关道，而京卿，而侍郎，而尚书，不论他后来如何成为武进乡人众矢之的，但确是人才辈出的武进自嘉道以来第一位尚书侍郎②。宣统中，盛宣怀以铁路风潮为资政院参奏，奉旨革职永不叙用；辛亥革命时，一度避至日本；民国后继续掌理招商局与汉冶萍公司，直到民国五年(1916)三月二十五日卒于上海，享年七十三岁。
  愚斋藏书
　　盛宣怀不以藏书著名，一般人也不知愚斋中藏书极富。事实上盛宣怀在治事余暇，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 ，尤其光绪三十年(1904)以后，他的宦途起伏不定 ，以及宣统元年(1909)遭丧子之痛时 ，亟以此道遣怀。以他聚赀之富和门下之众 ，收藏图书自是轻而易举，例如王存善(子展)、陶湘(兰泉)、宗舜年(子戴)等人，都精于版本目录，可助宣怀一臂之力。他又托人四处打听收购③ ，因此数年中大有收获 ，所藏已达十余万卷，包含苏州江标“灵鹣阁” 、湖南巴陵方功惠“小玲珑馆 等旧藏不少 ④ 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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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，盛宣怀赴日治病，在就医之外 ，或亲自选购，或命人物色 ，而日本各书肆听说这位中国达官贵人兼书林豪客到来，也纷纷望门送书 ，冀得青睐。盛宣怀采取随阅随购的方式 ，而且新旧和汉不拘，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部以上⑤。
　　 盛宣怀对于图书倒看得开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他和两江总督端方相约，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所“淞滨金石图书院”，公诸天下后世，他还先刻就一方“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”的印章⑥。以后端方或因有所不舍，对于盛宣怀的几度催促践约都没有下文，他无奈只好自行其志。在东游日本的行程中，包括考察规模最大的帝国图书馆、经营方式最新的私立大桥图书馆等，准备借镜之用。盛宣怀回国以后，即在上海的寓所旁拨地十余亩，构建一所“愚斋图书馆”；他并亲营规划、布置庭园，到宣统二年(1910)九月落成，获皇帝颁赐“惠周多士”匾额⑦。又延请缪荃孙编纂书目，却多年没能成事，直到民国二十年(1931)前后盛氏义庄准备变卖，愚斋图书馆也遭波及，于是以五个月时间匆促编成《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》印行，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千六百六十六种、六万六千六百零七册，加上当时还未分类的书，总计多达八千三百八十种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五册。
　　 愚斋书目好不容易才告问世 ，盛宣怀费许多心血建立的愚斋藏书却很快地保存不住 ，聚散之速不亚于其财富事业。其中的精善本已在抗战中流出，由上海的中国书店整批购下数十箱后再行转售⑧，甚至流落海外，由日本天理图书馆整批收购达二百三十六部⑨。至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，盛氏家属早于民国二十三年(1934)分别捐赠圣约翰大学、山西铭贤学校，以及由南洋公学改成的交通大学。圣约翰所得最多，即愚斋书目中分类编就的六万六千余册，包含明刊本近五百部、日本刊本五百部、方志六百余部(七部为孤本)、医书三百余部(三十二部为孤本)；圣约翰所得在一九五一年又调拨给华东师范大学⑩。其次，交通大学获得六百余部、一万六千余册，其中经该馆列为善本者三百八十五部，约五分之一为日本刻本⑩，交大所得在一九五六年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。至于铭贤学校，一九四九年以后接连改称山西农学院与农业大学，所得愚斋旧藏据悉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荡然无存⑩。 藏书以外 ，盛宣怀藏金石书画也多，他曾收购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颂蔚旧藏明人尺牍数百札，也计划在愚斋图书馆落成后，再建一所艺术馆，自他的藏书散尽以后，金石书画不知下落如何?
  刊刻与著述
　　藏书以外，盛宣怀也刻书，刻的且是乡贤遗著及卫生丛书。其实从盛宣怀的父亲时已从事刊刻，同治十二年(1873)盛康由于王文韶与翁同稣的怂恿，刻了一部《资治通鉴补》二百九十四卷、八十册，当时还年轻多暇的宣怀，奉父命详加勘订，全部工作到光绪二年(1876)才完成。光绪十六年(1890)，高龄近八十的盛康又手辑道咸同光四朝文章，历时七载刊成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一百二十卷 。 原来贺长龄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成书于道光年间，到光绪中同时有多家纂辑续编，以完成时间先后而言，盛氏居于第三，与名列第二的葛士浚所编书名卷数相同，但因葛书内容多出当时热门的洋务二十卷，其风行程度也因而凌驾盛书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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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二十年(1894·)，盛宣怀延请缪荃孙主持《常州先哲遗书》的刊印事宜，预计分为三集，共九十五种，除向亲朋友好借印外，又托人抄校杭州文澜阁的善本；缪荃孙并特地远赴湖北，请来有天下第一好手令誉的陶子麟刻字。三年后初集问世，包括四十种、六十四册 ，绝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。初集完成以后 ，进度缓慢下来，辛亥革命后，盛宣怀嘱缪荃孙作一结束⑩，又得三十种、四十册，即做为续集。清末刊印郡邑丛书的风气很盛，但精滥高下悬殊，《常州先哲遗书》既有盛宣怀不惜巨赀，又得缪荃孙主持，因此成为其中的佼佼者，甚至对盛宣怀苛责至再，谓“祸天下者此人”的叶昌炽⑩，也不能不称道他此种留心乡邦文献的举动⑩；叶德辉更认为这部丛书抉择严谨、刻工精良，足为以后刻书者师法⑩。或者有人会说，盛宣怀的刻书是聚敛之余沽名钓誉，但不知在闻其名即掩鼻却走的常州士大夫中，有无其先人的撰著竟赖宣怀此举才得以传世的?
　　至于较特殊的“卫生丛书” ，则是日无暇晷而苦于疾病缠身的盛宣怀 ，晚年深深体验“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业”的道理⑩，而于宣统民国之际着手刊印的。事实盛宣怀注重养生也反映在自己收藏的图书上，《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》显示收藏医书达二百九十六种，比儒家类的二百二十三种多出甚多，并冠于子部各类书⑩。
　　盛宣怀又重视译书，他在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创立南洋公学时，除列有译书课程外，并附设“译书院”，延聘张元济为院长。三年后盛宣怀奏报译印成果，包括政教财法及兵学各类图书二十八种。再过两年，南洋公学呈请上海道台袁树勋立案保护版权的书目中 ，增加到五十四种 ⑩ 。盛宣怀从日本治病考察回国后 ，曾在上海创立“东文译书会”，由丁福保、刘成志主持，雇用日文学生八人，分章翻译他从日本携回的《明治财政史》；又亲函驻日公使胡惟德，托购各类参考书籍，预备翻译一套财政丛书，可惜这个计划随着他的黜免与避赴日本作罢，《明治财政史》虽译成但未刊行。
　　盛宣怀本人以文案幕僚起家，笔下自然不凡，张之洞曾推许为幕府人才之最④，他在官居高位以后，只要是施政大计仍亲自起稿。民国以后，盛氏家人在旧日僚属的协助下，陆续纂辑奏议二十三卷、电报七十七卷，刊成《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》一百卷。由于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，这部初刊一再重印，至今不衰，恐怕以盛宣怀洞见精能的才识，也难以预料自己的遗稿在数十年后仍如此洛阳纸贵吧!